另一方面，行政法学中的单一法源论却只承认制定法形式的法源。

从行宪的角度看，宪法的适用和遵守，可以带来宪法诸价值的现实化，而人权则是诸价值的落脚点和归宿。奉行人治与实行法治是专制独裁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

而纸上的宪法向现实宪法转换的中介，就是宪法的运行(包括行宪、护宪和修宪等)。八二宪法第二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还特别强调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其次，人权是宪法运行的灵魂。……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这次修宪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权代替原来的所有权，进一步扩充和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政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公民的侵权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保证人权主体的损害得到救济和补偿。[92]奥托·迈耶虽然否定了国家的法人格，但是承认国家法人概念在法律技术上的有用性，同时，其行政法学上的说明全部都是以国家法人概念为前提的。

[73]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前后宫泽俊义在课堂上表达的一些思想。但在宪法理论上，天皇的统治大权是天皇一身专属的权利还是其作为国家元首总揽之权能，需要明确。……国家是固有统治权的地域团体。他指出：国民主权原理源自国民的制定宪法权力（制宪权）思想，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权力性契机，即最终决定国家政治形态的权力由国民行使。

[32]耶利内克的国家的自我拘束观念背后，蕴含着在格贝尔和拉班德那里无法看到的一个新的契机。但这些多元的利益和意思相互冲突和妥协，会形成一个平衡点，哪怕和平状态暂时打破，或者这个平衡点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挑战弱势一方的忍耐极限。

不能在理论上决定国家通常是否具有法人格。但这并不妨碍心理学和生理学将个人的心理行为和肉体现象总括为一个集合统一体，将国家把握为权利主体有着不逊于将人把握为权利主体的科学正当性。国家权力的特质在于：服从不是权利的减少，而是被感受为一种恩惠，因为权力关系的全部目的在于保证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时任枢密院审查委员的野村吉三郎1954年在内阁委员会公听会上回忆说，既然已经无条件投降，面对麦克阿瑟的强加只能选择服从。

另一个是将国家作为法律制度研究的方法，由此而产生的学问为国家法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日均建立起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国家法人说因此成为批判甚至否定的对象，但其法学遗产还在，甚至可以说，当代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潜藏着国家法人说基因。由此看来，奥托·迈耶对国家法人说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国家法人说的思考方式。[29]在耶利内克的思考中，超国家的法秩序以及绝对主义、家产国家论的不可接受性几乎是不需要论证的，看起来像是纯粹的逻辑推演，但其中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

当代德国法学者齐佩利乌斯在讨论国家作为法人时，对萨维尼的法人拟制说和吉尔克的有机体说逐一进行了归谬。国家法也是意思可能性的体系，它与政治统一的民族之力被赋予的人格联系在一起。

就常人的感觉而言，国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客观存在，且现实、具体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回国后，美浓部先后翻译了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耶利内克的《公权体系》和《论人权宣言》，并移植了耶利内克和奥托·迈耶的思想，对日本的宪法、行政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奠定了日本公法学的基础。

国家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其目的在于公共福祉，即以实现公共利益所必需之所有便宜为目的而被设立和管理的伟大企业。耶利内克虽然身处君主立宪制下，但他对卢梭、西耶斯等人的思想极为精熟，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宪法实践与理论也有一定的了解，有着丰富的间接经验。国家法人说在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下受到过批判或否定，但国家法人这个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目标的法技术概念及其背后的法学思考方式却保留了下来。[88]这两种观点中，二元说至今仍是通说。对耶利内克和奥托·迈耶的法律思想都精熟于心的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其行政法学著作中，把这种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概括为公定力： 公法关系作为不对等关系的特色首先体现于，只要在公法关系中国家的意思是有效成立的，其自身就具有决定这种关系的效力。在今天，国家已经进入社会生活之中，在私人之间，与私人同样地但采取与私人不同的方法处理其事务。

[72]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战后日本公法学对国家法人说的批判要更为温和。关于（1）和（2），美浓部说：我既不认为人民即国家，也不同意上杉博士的观点，认为君主一人即国家。

只是，这种容纳还包含着一种与公法上的哥白尼式转向背道而驰的可能性，对于法治国家目标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风险。据推测，这些境遇可能与其犹太血统有关（当时欧洲反犹，奥地利更甚于德国）。

一个缺少清晰的法学国家观导引的法律和法学体系，可能只是各种元素的拼接甚或杂陈，无矛盾的思考甚至法秩序的统一性遥不可期，最终会以这样那样的形态给我们的法律生活添乱。[44]这类法哲学问题苦恼了一代代先人，后人也会苦恼下去。

第五，新宪法制定后，美浓部在国民主权原理下重提国家法人说。[51]从上述材料来看，美浓部达吉与上杉慎吉的论争可能并非一场纯粹的学术争鸣，而且从结果上看，上杉的攻击也丝毫没有撼动天皇机关说的通说地位。拉班德给国家下的定义有两个：一是国家是保全定居民族共同体的法秩序，二是国家是存在于各个国家成员之上、构成其上位秩序的统一、自律的组织。他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来说明所有的国家现象。

美浓部达吉的另一位弟子田上穰治的表述就更具国家法人说色彩了：国民主权或君主主权之主权，是指为国家而最终决定统治权的权力，即作为决定国家意思之最高机关的地位。这正是耶利内克和美浓部达吉所谓的国家法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基础，而非超越经验材料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或者迷信。

该宪法采用两院制，市民和农民的政治权利受到诸多限制，终酿成了1830年的市民暴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地位的这种降格只具有观念上的意义。

[17]为了论证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拉班德进行了种种思想史探讨。[13]他也把法学对象作为人的意思加以把握，将国家理解为法人。

因为，将国家法人理解为一个实在的共同体或机构而非法秩序的拟人化，尽管被凯尔森们批判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却可以容纳国家功能的扩张、公权力的优越，而这对于特定时期的国家任务而言是必要的。[62]将这些思想的断片融贯在一起可以发现，美浓部并不惮于表达其政治主张，只不过在其深深的国家情怀面前，民主主义只是一种手段，且由于其对政党政治、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这一手段一度遭到弃用。从十余年前的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到两年前的敲诈勒索政府案，[1]各地法院无视部分学者的批评，一贯坚持国家机关是权利主体的立场。宫泽俊义认为：所谓的‘国家法人说，没有将作为本质概念的法人格和作为技术概念的法人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所以其带有缺陷。

这三种可能性中，只有将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加以把握才是正确的。集体的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被用来掩饰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法律解释应当将散见的各种条文加以对照，才能树立一个正确的见解。凯尔森为否定国家法人说而提出的国家的虚构化命题，尽管并不见得有多强的说服力，但其影响极为深远。

（3）天皇是统治权主体是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的，是建国之体制、国民之确信。阿尔布雷希特首先提示了国家法人说，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德国国家法学的基本原理，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1823—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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